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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中)

发表日期:2022-04-29 19:11  作者:admin  浏览:

  第一次吃到铁厂沟的纯羊肉饺子是十年前的事儿了。在此之前,我吃过东北蒸饺、甘南荞面饺、河南扁食,大尾巴狼似的四川云吞,那其实是饺子的一个变种。

  作为一个走南闯北的人,那些年真是吃尽了天下面食。归结起来,南北面食都差不多,无非是做法与味道上的差异,而铁厂沟的纯羊肉水饺,那个好,没法儿说。

  那个下午,雪下得有些突然。在奎屯下火车时,天晴得像水洗过似的。由于常年风的作用,街边的树一律倾斜,树都落光了叶子,而枝条,因吸足了常年的光照而茁壮。

  它们伸展在天空,铁戈银戟,分明而苍劲。据说奎屯是有直发铁厂沟的大巴的,车次少,没赶上,我们包了车,过克拉玛依往矿上赶。

  来迎接我们一群人的是我的初中同学天明。三年前,他随一支工队来到这儿,血肉打拼,如今是一个坑口的负责人。他在铁厂沟一家饭店等待已久,并为我们点好了饺子。铁厂沟镇并不大,与所见到的所有街镇并无不同,现代而古荒,繁华又破旧,区别在于,这儿的饭店比商店还多,街面巷陌全是夸张的招牌,都以水饺和拌面为主打。

  天明说,大家可劲儿吃,到了矿上,是吃不到饺子的。他为我们每人点了一斤半纯羊肉水饺。那时候,我们都是好吃家。水饺的皮儿很薄,盛在一只只长方形的、雕着纹饰的不锈钢盘子里。饺子是干饺,北方人的常规吃法,蘸料是蒜泥和醋,不含辣椒。

  饺子们拥挤在一起,却并不粘连,透过皮子,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的肉馅,但绝不破损。北疆产春小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春麦面粉的奇异之处。肉馅因为纯粹而紧实,紧实里又裹着汁儿,这汁儿,显然是肥瘦相间的那个肥变化成的。

  挑开皮,发现馅是由一个个肉颗粒组成的,粒与粒之间被汁填充、黏合、再生与变幻。是粒而不是末,这是一种打破,它产生了奇妙的筋道感,馅的筋道与皮的筋道又是同步的。世界上很多美味都产生于筋道。

  街上飘起了雪,是飘,不是落,它们在空中划着斜线,纷纷扬扬。地上很快就白了起来。远处,褚红的远山、无边的天际不见了。牧人牵着马或骆驼从街头走过,帽子上白绒绒一层。天明开过来吉普车,说,赶紧走。这里到矿上,还有四十里。

  此后的日子里,我无数次见过哈萨克人的羊群,它们丰满、浩荡,仿佛跑动的饺群。它们在矿区周围的戈壁滩上啃草,或到矿山上专用的水池里喝水。牧羊人骑着摩托车或马到处游荡。天特别冷的时候,牧人用皮袍包裹住身子和头部,倒在乱石堆里睡觉,一睡就是半天,像一块风化的石头。鹅喉羚有时候经过他的身子,跑向天边。

  第二次吃羊肉水饺是半年后,依然是这家饭店,依然是天明埋单。不过这次是送别,工程结束了。他留下来结账与扫尾。时序正是阳春三月,风光浩荡,西行的人、下山的人,让这里的生活沸腾起来。吃着饺子,天明讲了一个故事,那天时间还早,他讲得很慢:

  “那一年,我读初一,你还在老家那边读书,那时还没并校,你没有过来。有一天,是夏天,天热得要死,我和同学们去河里游泳。那时候解决热的办法就是去河里洗澡。游泳结束了,到了岸上才发现鞋子不见了,我的鞋子让水冲走了。

  “二班张麦的鞋子还在,和我的鞋子一个号,就是新一点儿,他还在河里浪,没有上来。我穿上他的鞋子回了学校。我怕星期天回家如果没了鞋子,我爹会把我揍死。上课了,我看见张麦被老师拉出教室站在台阶上,问他为什么光脚,张麦说光脚凉快。他不敢说游泳把鞋子丟了。老师打了他一顿,把他打哭了。

  “我想给张麦买双鞋,但我没有钱。那时候有抽血的,给的钱也多,但镇上没有,只有县城里有。我撒谎请了一天假,去县城卖血,两地真远,一来回走了一天半夜。卖血的钱买了一双鞋,还有多的,又吃了一顿饺子。可能是血抽多了,我再没有长高。”

  铁厂沟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托里县下辖镇,地处托里县东北部,东与克拉玛依市为邻,南、西与乌雪特乡接壤,北接额敏县昭乡,行政区域总面积达二千三百平方千米。2011年,铁厂沟镇工业总产值达到十四点六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四。2011年,工业企业有九十七家。这是百度词条上多年前关于铁厂沟的资料,现在,大概早已天翻地覆了。

  天明再也没有回老家,一家人留在了铁厂沟。如果有机会,到了那边,一定回请他吃顿纯羊肉馅饺子,只是他的电话号码连同他的青春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只剩一双岁月纵横的眼睛偶尔看过来。

  怀柔的八道河村3-14号前面山根有一口井,小得每次只够打两桶水,好在它属于山沁水,有涓涓不断的来源。我每天早上提一只水桶,一只塑料小壶去打一趟水,正好够一天用。

  春天越来越深了,怀沙河变得清澈而激荡,每次回程经过窄窄的翻水桥时我都会歇一会儿,让胳膊缓一缓劲。沿河的杨树们显出了绿意,山桃花开始凋落,花瓣儿被吹得满坡满地,空气里没有花香,弥漫着一股土腥味,村子的人开始耕作了,种土豆和各种蔬菜。野蒜钻出坎塄,蓬松得像披毛鬼。

  有一年,也是这样的春天,也是这样的荒远之地,在甘南两当县一座山上,一群异乡人,天天打水做饭。

  工队的驻地在离矿洞很远的山背后,那里避风,工棚不至于被吹翻。一条曲里拐弯的小路连接着矿洞和生活区,另一条小路从生活区延伸下去,连接到一个废弃的洞口,那是我们每天打水的路。两条路形成一个几乎等距的八字,不过打水路要陡峭得多,如果水桶摔下去,一直会蹦跶到沟底。

  正在生产的矿洞也有水,但水不能饮用,水源边架了两台矿碾子。选矿的药料味道很冲,不要说水,每一块石头都浸入了浓烈的药物味。我们每次上班到工作面经过碾坊时都要捏住鼻子,一阵急跑。两台铁碾子三天清一次槽,清出黄澄澄的金子,那是工程运转的保障。

  废弃矿洞不知道废弃多少年了,也不知道它通到了哪里,曾经出没出过金子。进洞三百米是一道斜坡,不是上斜,是下扎,有多深,也不知道,手电打在水面,绿汪汪吓人。胆小的人不敢一个人进洞,需要两人做伴来挑水。挑水的人轮流转,工队人不多,十天一个轮回。

  打水路上有一道岩坎,抬头看,脖子酸痛,不是高,是陡峭。岩顶上长着两棵树,一棵松树,一棵黄蜡柴树。两棵完全不同的树,长得异常亲密。松树的一根枝丫搭在黄蜡柴的腰上,黄蜡柴的枝丫勾着松树的肩膀。

  树上经常有几只猴子,也不知道它们哪儿来的,经常摘了松果往下扔,挑水人没少挨打。对它们,打又打不着,赶又赶不走,大厨老张献了一计,捡石块在自己头上狠狠砸。猴子不知是计,也捡石块在自己头上敲打,疼得吱哇乱叫。一疼就跑远了,过一段时间,好了伤疤忘了疼,又来了。

  大厨老张四十岁,是工队年龄最长的人。那时候矿山打工很吃香,不缺人,年龄大点的都不要。工头喊老张叔,也不是亲叔,远房的。

  老张年轻时当过兵,脾气很犟,比如用水,就用得很张扬,一桶水洗锅,一桶水洗菜,一桶水煮饭,一日三餐,加上各种洗洗涮涮,这就不得了,害苦了打水人。打水路上,一天到晚都有人上下蠕动。大家都对老张很有意见,但他是工头的叔,皇亲国戚,谁也没有办法。对恨的人没有办法,只有对自己想办法。

  我打水的日子是10号,20号,30号,这个排序直到很久以后离开工队也没有打乱。大家自觉遵守,毕竟吃饭是头等大事。工队有十担水桶,也就是二十只,都是用过的润滑油桶,带盖的那种。

  此后若干年里,在绿皮火车上我看见四川人拖家带口,带着一只或两只装满杂物的桶,就是这种桶,他们把它坐在屁股下面,当座椅。长途漫漫,车厢里有人站得号啕大哭,只有他们安然无恙。

  打水的方法也有别,水桶只能挑,不能背。在凶险的山路上,挑是最没有安全感的,有人就选择了背,用一只扁形的塑料壶,系上带子。一壶水八十斤,水在壶里晃荡,人在壶下晃荡。

  我高中时是校体育生,一场篮球能打一天,那时候流行马拉松跑,我一口气能跑五十里,我有足够的体能应对打水,因此我从来不怕打水,但我怕废弃矿洞的死寂和黑暗。第一次打水,我带了两只矿灯,我怕它突然坏掉了。对于我们和巷道来说,三百米不值一提,但黑漆漆的矿洞就是漫长的黑夜,长得没有尽头。

  我挑着一担桶往里走,其实是往里挪动。脚每一步踏下去提起来,都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声音沿着洞壁一直往里传,它们仿佛赶着向谁报信。

  洞顶不停有水滴落下来,落在巷道上,发出“噗嗒噗嗒”的声音,水滴落在水坑里,发出的声音更让人胆战心惊。我把桶按在水坑里,水桶发出一串咕嘟,迅速灌满了,我担起来,风一样往外跑,我听见一串脚步声在后面追赶。

  经常和我搭伴打水的双成是当地人,他家就住在山下的太阳村。太阳村是离两当县城最远的村子,它紧邻的是徽县一个小镇。

  双成干过十几年爆破,用摩托钻在裸露的矿脉上打孔,装一点自制的炸药,爆下来的矿石就在山上挖个坑搞浸化。可想而知,他那点爆破技术只是皮毛,但矿洞是他家的山林,他不答应不好办,就把他收进了工程队伍。

  双成对我讲过一个发财的门路,时不时怂恿我跟他去干一把。有时我下了决心,他又缩回去了,有时他坚决起来,我又不想干了。这条门道总之阴差阳错,不是被我堵住,就是被他堵住,或者被别的原因耽误了。

  他说在徽县的一条大沟里,有一个地方,有人发现了一条金脉,金脉很窄,只有指头宽,但矿石松软,可以抠得动。有一年一个打山猪的人发现了它,只抠了一挎包,回家炼了一斤纯金子。就是斜挎在身上的那种帆布包,猎人再进山去找,再也找不到了。

  我问,那人没做记号?双成说做了,还绘了图,图是当天回到家凭记忆绘的,可就是找不到那地方了,把沟翻了个遍,就是找不见。他说那人是他的远房表叔。

  我猜想双成之所以认准了要和我合作,并不是他信不过别人,是因为我是一个挖矿人。挖矿人眼毒,认得山,识得水,地上地下的东西比别人辨认得更透。

  从洞口往对面的山上看,一道峰压着一道峰,一条沟接着一条沟,山势垒叠,那最高的地方不能看得真切,仿佛一道真实的梦境。

  正是盛夏时节,山色绿得像有人挑了一担漆,脚没踩稳,打翻了桶,漆从山顶泼下来。厚的地方是沟,薄的地方是梁。下了班,懒得回宿舍,双成和我蹲在渣坡边抽烟,等待渣工出完了渣,接着上班。渣坡像凝固了的瀑布,飞泻到很远,滚到边角和沟底的石块,是飞溅的水珠。

  有人在山路上挑水,路窄得像一条线,人小得像一个结,结在线上移动,缓慢得像没有移动。太阳沟的家家户户屋顶冒起了烟,人们在做午饭了。驻地方向的烟也冒起来。天实在太蓝了,蓝蓝的烟上升超过了山体,立即融入到了天空里。两种蓝混合成一种蓝。

  太阳沟有几家洞口,双成说也不清楚,他知道沟垴有个洞出好矿石,出了好几年了。沟里不让建选厂,很多洞里就架设了碾子,自产自加工,有几个洞口矿量太大,就把矿石拉出沟,送到天水那边的选厂加工。

  我有一次去两当县城买材料,看见一辆矿车翻倒在路边。回来时,矿车已经处理好了,地上的矿石装到了另一辆卡车里。在烂泥里,我捡到一块矿石,乌蓝乌蓝的颜色,里面饱含铅锌。这种矿石品位很高,但矿带都不会太宽。这样的洞一般会养保安,没有谁敢靠近。

  矿洞离太阳沟的村子也就五六里,鸡犬可闻,但双成很少回家,他说他不喜欢家,说工队就是他的家。他有老婆,但没有孩子。我去过一次他的家,三间砖瓦房,墙体被有一年的地震弄出了一条大口子。父母都不在了,老婆也不在家,在县城。我不好问在县城干什么工作。

  结婚照还很新鲜,镜框里,一男一女站在一条纸上长江前,男人粗糙,女人艳丽。那天晚上,双成给我炒了一锅毛栗,我俩一边吃,一边放屁。到了半夜,他问:“师傅你要不要媳妇?”我说:“家里有媳妇。”他又说:“没事,外边再找一个。”我说:“你放狗屁!”

  工作面向前推到了五百米,凭经验,应该打到了山体的中部了,因为岩石变得异常坚硬。工头说,快见矿了,别的洞子也在向这里进攻,干活时多留心。我懂得他说的留心有两重意思,一个是辨别矿脉所在,别的洞口可能已经在吃矿了,别与矿脉失之交臂;另一重是,如果别的洞口也在掘进,要防止对穿,对穿的一瞬,就是凶险降临的一瞬。

  工头说的没有错,随着巷道一天天推进,隔壁的爆破声也一天天清晰。有时走在巷道上,那边炮响起来,这边洞壁哗哗掉石块,分不清是左边还是右边,上边还是下边。

  有几回,我听到了钻头在岩体里的撞击声,嗡嗡的,有些庄重,有些轻佻,还有些欢快。那边使用的显然是大功率空压机,这不是一支小打小闹的工队。

  工头抱过来一捆香,一捆黄裱,说:“好好上一上香,敬敬山神,保佑咱早日出矿。”我说:“好!”

  矿洞在进洞一百米的地方分了两条岔巷,西巷出矿很早,但矿脉窄,品位也不好,只够两台碾子用。我和双成干的是东巷,东巷虽然没有出矿,但是主巷,它指向山体的主峰,有空间,有无限可能。山那边有好几家大矿。挖矿虽然像走夜路,但要去往哪里,是清楚的。

  不论矿洞规模大小,洞门旁都有一个小庙。有的有一人多高,有的一个人可以抱起来,有的堂皇,有的简陋,里面一律敬着老君、赵公明、土地公公,这是矿山的标配。每月初一、十五的上香活动一般由爆破工来完成。我燃起香,把黄纸烧起来,心里默默祷告:“大神在上,保佑洞子快出矿吧,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一月挣一万元钱……”

  八月十六,这个日子和任何一个日子没有两样,这个日子和任何一个日子都不相同。这一天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们的矿洞被打穿了,一件是终于出矿了。

  大清早吃了饭,我和双成带着家伙什往工作面赶。进了巷道,凉飕飕的,风顺着巷道逆着我们往洞外吹。双成工作服的前襟被撩起来,他在腰上系了一根炸药包扎带子,衣服上的扣子早都扯掉光了。

  到了靠近工作面二十米的地方,巷壁上穿了一个大洞。用矿灯探过去,那边一条笔直的巷道,又高又宽。

  空气里一股浓浓的炸药味,这是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那会儿我们还在睡觉或者吃早饭。双成惊叫一声:“好玄啊,要是不放一天假!”

  按照矿山规矩,谁打穿了对方,要自动后撤五十米,这是多少年矿山江湖的法则,大家都会遵守。我对双成说:“这下我们安全了!”

  下午,一排炮爆过,工作面小山一样的渣石里夹杂了黄亮亮的硫体,掌子面上,一道二尺多宽的矿带像一条腰带斜跨左右。硫花,铅花,在石英带上排成了行。这是顶级的矿体。

  双成躺在渣坡上,衣服剥得精光,他的身子下边水流成了河,水流了一段,都渗到了渣石里。

  空了的水桶们围了一圈,它们白白胖胖,像一群席地而坐的赴宴客。这是我多少年职业生涯里见惯的场景,中了烟毒的人,都这样处理,一桶桶冷水当头泼下,叫“惊”醒。

  那天,双成和另一个伙计在工作面工作,那人是新来的徒弟,媳妇成婆,双成可以独当一面了。打穿的那个地方,突然一股浓烟窜过来,它像突发的山洪,迅猛,狂热,夹杂着辣椒和硫黄味。

  如果当时我在,也不会和双成有任何两样。这样的事,在黑暗的地下世界,时时在上演,有人无数次碰巧经历,有人侥幸错过而已。没有一克金子不是恶的。

  九月九,甘南的冬天到了,秦岭绵延无尽的山体渐渐变黄,一些树叶落下来,覆盖了我们打水的小路。

  我摸到上衣口袋里,有一个东西,硬邦邦的。掏出来,是一张叠纸,牛皮纸,棱角已经磨损严重,我展开来,是一张地图,手绘的,蓝色圆珠笔细描。有沟有峁,有树林,有山体。在一处山体上,标着一个红点。

  我知道这是什么,也知道是谁塞在了我口袋里,我把它撕成了两半,随手一扬。一阵风从谷底恰好吹上来,纸片在空中飘飘摇摇,像一对木叶蝶,一会儿就飞过了山梁。

  记得最近一次分别时,天气异常炎热。我和你妈妈给老家地里的连翘树除草,这些连翘树是开春时栽下的,草长得比树还高,完全湮没树顶了。

  那些天,你一个人在县城,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回租住屋做饭、睡觉。你妈妈老是叨叨:不知道今天吃饭了没有?是不是又睡过头没赶上去上课了?我就训她:你总不能一辈子不放手吧?其实我心里也急,急着把草除干净了好去忙别的事情,急着去看一看你的成绩单,翻翻你的作业本。但树草同性,又不能喷除草剂,三亩地,整整干了五天。

  从过完春节正月初六出门,整整一年时间里,我就回了两次家。3月那次回去时间太紧,连老家都没回,惹得你奶奶很不开心。你爷爷走了,奶奶一个人住在山里,非常孤独。我们每天生活在拥挤的人群里也还是孤独的。

  我知道,你那次也伤透了心,是不是现在还有恨我的气,我把你的手机砸碎了。我知道,这部手机是你初中三年省吃俭用,利用学校餐补费的剩余钱买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对于你,它都奢侈到近于天物。我也知道,那个早晨,一颗少年的心,碎落了一地。问题是你不该天天泡在游戏里。

  那天早晨,你妈妈去商洛医院复查身体,你的班主任给她打电话,让到学校去一下。问什么事儿,老师也不说。接到你妈妈的电话,我头一下子就大了。

  说真的,我一辈子失败,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我一辈子怕看人脸色,所以很多年来我怕开家长会。当时我一下沮丧到早饭也不愿再做了。正在气头上,你放学回来了,手里手机里还在呜呜哇哇大战着游戏。

  我曾无数次地问过你,为什么要沉迷于这样一款叫“天天酷跑”的游戏?你总是回答,你不懂。有一次被问急了,你说,这个玩成功了,也能挣钱,有人就挣到钱了。对这方面,我也许真的不懂。我也曾问过你对自己命运前途的设想,你总是说,没有设想,想也白想,走一步,看一步。这也是我得到的你同龄人的多数回答。

  看着你一天天长大、走远,向着我看不见的远方,我常常感到无能为力。我养育了你的身体,尽力满足你的物质需要,而在心灵的对换上,竟从来不是父亲。我不是,很多人都不是。

  从你一岁半开始,我出门到处打工,到过新疆、青海、内蒙古、东北以及南边的云贵和广东,双脚走遍了不毛之地。除了一身伤病和满心沧桑,也没落下多少钱,这也是爸爸这一代大部分人的生活和命运。我也无法猜测,到了你们这一代,会是怎么的情状。

  或许,物质上将会富足,而内心和精神会更奔突和动荡。物质和心灵永远不能合一,这是两者的宿命,也是人的宿命。

  你可能并不知道,一年来,我一直在北京西郊一个叫“工友之家”的地方工作。这是一个由外来打工者组织的公益机构。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跟随负责旧物资回收的工友去北京各个地方接收人们捐赠的衣物。

  有时也帮忙分拣、消毒,分批发往更加需要的西部和非洲。说不定老家收到的救济衣物,就有我亲手的劳动。

  机构有十几家爱心超市,分布在工厂密集的地方,每件衣服只卖十元八元,目的是帮助那些工友。我买了一大纸箱,足够我们一家人穿十年有余。过年的时候,我就带回去。这份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我愿意做。

  每个星期天都有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和其他爱心志愿者来帮助工作,大家在一块,感到融洽又温暖。有人做了十几年,从学生时期一直做到成家立业还在乐此不疲。这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胸怀。有他们,这个世界虽不美好,但并不绝望。

  在当当网上,我购买了一些书,因为这里不好收,我附了县城的地址,你把它们先放在靠墙那个桌斗里。我过年回家了读它们。我还是习惯读纸质文字,那种进入感,那种交融、碰撞、思维在纸上的流淌铺展感,是屏幕不能比的。我几乎读完了你从初中到现在的全部语文课本。

  和我那个年代的内容比,它的丰富性、宽敞度、经典性提高了不知多少倍。单从这一点,真是羡慕你们。

  对了,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我获得了2016年度中国工人诗歌桂冠奖。

  一个沉甸甸的铜质奖杯和十万元钱。这个奖,从2016年开始,一年一届,获奖名额一年只有一名。这是对我二十几年写作、思考的肯定,也是对所有坚持思索、创造和抗争的诗歌探索者的肯定,实在太有意义了。

  陈年喜很像传统中国的游民知识分子,离开乡村外出打工,辗转于社会底层,饱经世态炎凉。

  不同于普通游民,他有一种自觉的文学书写意识;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或现代知识分子,他是以矿山爆破这样一种后者绝不可能从事的危险工种来谋生,具有顽强的生命活力。

  作为一名有着十六年从业经验的爆破工,他把在洞穴深处打眼放炮、炸裂岩石的工作场景第一次带入中国诗歌,这既是大工业时代的经验,又是能够唤起人类原始生存场景的经验。

  2016年,他因职业病离开矿山,而写作更上层楼,以《在皮村》和《美利坚叙事》两部沉郁厚重的组诗,聚焦新工人文化,思考全球化世界中普通劳动者的命运,从而将工人诗歌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授予陈年喜2016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奖。

  爸爸不是好父亲,但希望你是一个好儿子。你不仅是我的,也是生活以及未来将面对的纷繁世界的男儿!

  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回,听见父亲对母亲说出他压抑很久的心愿:“我要是有一辆摩托车就好了!”那是一个雨天的下午,门前的核桃树才展开叶子,梨树已开过了花,雨水让散落的花片们褪色、消殒。那个下午,父亲大概从很远的地方回来,走了很长的路,他的双脚沾满了泥巴。我骑在一只板凳上跑马马,板凳的边棱把我穿着开裆裤的屁股硌得生疼。

  我想,他的意思一定是,如果有一辆摩托车,他可以赶在下雨前回到家,不至于淋雨了。我记得那场雨是我和母亲吃着中午饭时下起来的。

  半年后,我开始上小学。小学在峡河边上,这是一所芦花与垂柳包围的乡村学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叫完全小学。因为没有学前班,一年级必须读两年。进入初中前,我在这所学校整整读了七年。从家到学校有三里路,很陡的坡路。有时候父亲送我,有时候母亲送我,只有送我上学,我才不会迟到。

  从学校到家有一条公路,盘盘绕绕,有三公里,虽然也是土路,比小路平坦多了。到我十岁后,有一次走到了公路尽头,我才知道,这是人们早些年为拉矿石修的临时公路,因为矿总是在慢慢开着,一临时就临时了几十年,直到今天还在。

  我家邻居有一辆摩托车,他家孩子因而可以享受上学不用走路的待遇。冬天时,天亮得晚,一道光柱在山上扫荡,那是摩托车载着他家孩子上学了。父亲或母亲牵着我的手,打着手电,沿着小路急急忙忙地走,但不管我们怎么急,也总是比摩托车迟到几分钟。父亲常常表现得不在乎,但我知道他想拥有一辆那样的车。我和母亲都不在他面前提摩托车。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父亲对于我来说,记忆很大一部分是空白的,我知道他在世上,不知道他在哪条路上,是停下,还是奔走。这些时光的记忆,对于母亲来说,也是同样的。我有时做梦,梦里父亲骑着高大的摩托车在戈壁上飞驰,英俊又潇洒。

  他对我讲过一个故事,那是他离摩托车最近的一次经历。有一年,在山西运城“死海”后面的山沟里,有个人骑着一辆嘉陵铁汉摩托车,飞一样上班来,飞一样下班去,像一团火云在飘。那时候,他在那里做爆破工,打一条巷道。对着骑车人,他说,啥叫人生得意,这就是。

  他说,老板看出了他的心思,答应只要干到年底,送一辆摩托车。时间才是5月,年底还遥遥无期。8月,巷道打到了一千米,离山顶的古采坑越来越近了。

  老板领着他看过那方古采坑,里面全是绿汪汪的水,什么人,开采于哪年哪月,没有人知道。当地人说,底下有好矿,有人用三台抽水机抽了三天三夜,水只下去了一寸。父亲所打的巷道,就是要打到坑的底部去。

  那是他接手那项工程的最后一个班,那天夜里,在完成最后一个钻孔时,孔里突然蹿出了水柱,他知道,巷道真的和古坑打穿了。

  老板命令他装填上足够的炸药,把坑底彻底炸穿,但他拒绝了。他知道,沟口是一个村庄,有上千人口,突然暴发的洪流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对于一名爆破工意味着什么。最后,实在犟不过,在装填炸药时,他留了一手,爆破失败,只炸出了一个碗大的洞。那一坑水流了两个月,工程被迫停产。他最终没有领到工资,自然也与摩托车失之交臂。

  2010年冬天,父亲终于有了一辆摩托车,红色钱江125。那是他在延安一家矿上用了三个月时间挣来的。那一年,我十岁。这一年,他正月初六出门,腊月二十回家,从河北到新疆,从甘南到延安,几乎跑遍了北中国。

  父亲对于摩托车的油路、电路,所有技术,堪称无师自通,这得益于他十几年的矿山机械实践。让人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一上来就是骑行高手。

  高中三年,他骑着摩托车,飞驰在两地之间,向县城的租住房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菜粮和种种所需;自始至终,飞驰的摩托车载着我们一家来来去去。

  到今天,他已骑坏了三辆摩托车。一个月前,他又从淘宝上淘了一辆。对于父亲来说,摩托车上仿佛有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专属于他的。他在其中驰骋、陶醉、雾里看花或沙场点兵。不知道,命运里走失的部分,他是否在摩托车的飞驰里赶上和找到?

  腊月二十七,从贵州回来,原打算在县城的搬迁房里过年。按乡村乔迁习俗,新居过新年,谓之暖房,寓意未来日月的温暖和顺。但新房一无所有,又下着雪,就回老家了。谁承想疫情肆虐,一待就待到了现在。

  正月初一,天放晴,碧空蓝得不敢相认,但阴坡阳坡依旧白雪深得埋得住脚。记得去年春天回来时,看见东坡沿山边开满了黄灿灿的连翘花,这个时候,连翘一定风干在枝头了。经过了春夏秋冬风吹雨打的连翘,药性自然是最好的,打算摘一点儿,带回贵州自用。在经过邻居张婶家院子时,拐进去坐了一阵子,她说到了我母亲的病。

  我害怕说到母亲的病。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事儿我们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到了不敢正视。

  母亲现在和我弟住在一块,她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秋天时被拆掉了。进门时,房间的铁炉子正冒着柴烟,这是山里人越冬的唯一取暖方法。

  弟弟的女儿宝仪聪明伶俐,她成为奶奶这些年最好的依伴。墙上贴满了她一年级至今的奖状,新新旧旧,起落迂转,一位贫家少女的成长履历缩减于一张张卷页。她已经读初中二年级了。

  母亲说,最近吃饭总是噎住,有时候喝水也噎。这都在我的预想当中,毕竟,从2012年查出问题到今天已经整八年了。自从有病以来,她一日三餐除了玉米粥就是汤面条,常年如一日的稀薄流食,让身体已极度缺乏营养。

  她的身体显然再也经不起化疗了,我的意思,再做一到两次放疗,有针对性地杀死具体部位的坏细胞。

  给市里一位朋友打了电话,他的弟弟在市医院肿瘤科做大夫。和这位年轻的大夫说了很长时间话,他说,在肿瘤的治疗医学上,几十年一直是停滞的,没有新药,也没有新技术,有进口靶向药,只能自己付费,效果也存疑,因为它到了小地方就不是最好的。

  他说的这些,我信,但我还想做最后一搏,我的卡里还有一万多元钱,这是我一年的稿费。因为大夫初六才上班,我们说好初六见。

  我的老家叫塬上,一个小到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半山小村子。老家所在地属长江流域,峡河水入丹江,汇流汉水,最后泯然于长江千里波涛与沉沙。在葱茏的长江版图上,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地方用“塬”字来命名,酷烈、苍凉、血性与密码,只属于旷荒的北方,老家与这些都相去甚远,然而老家又是什么?我找不到一串词定义它,就像无法定义其中的生活与一些人一样,我们并不真正认识寄身的地理。

  从确诊那天起,我就笼罩在母亲疾病的恐惧里。不论是在颠沛的北京,还是相对安稳的贵州,是白天还是夜里,听到家里来电,我都会心生惊慌,生出种种猜测。然而母亲,似乎并不把病当回事儿,春来种瓜,秋来补豆,墙根的柴火拾掇得一摞又一摞,有一段时间,还就着灯泡,给我们一家纳了一摞鞋垫子。

  家里有一台手动轧面机,三十年了。1989年,峡河发大水,车路尽毁,我和弟弟用一根木棍从七十里外的邻省官坡镇抬回来的,路上,抬坏了两根杨木杠子。这些年,齿轮也换了几个。这一个多月里,母亲给我轧了三四回面条,每次三四斤,用一只盆端上来。其实流徙半生,我早已没有吃面的习惯了。

  我想象着她吃力地摇动着机器的轮子,面条从机器里一寸一寸伸展出来的情景,我想起来这些年自己敲下的每一个文字的历程:仰卧床头,脖子下再垫一个枕头,一只手托着一只平板电脑,一根中指一笔一笔敲下一串串文字。

  母亲年轻时喜欢独自哼曲儿,其中有一段,从旋律到内容都美极了。那曲里有最好的人,有无尽的悲和喜,有暗无天日的长长时光。她用嗓子把它们掀开,让风和月吹照进来:

  据说,手杖最早是作为武器来使用的。上阵对敌,因趁手又实用,每每克敌制胜,后来,才演变成一种助行工具。

  而在我的想象和理解里,杖应该首先是助步工具,而后才变成打斗器械的。当然,这样的两种判断谁是谁非,没有人说得清楚,也并无多少意义。但,不管怎样,杖的历史是久远的,和人类等长。

  现在看到的手杖,大都由轻质而韧性的材料做成。手持的部分,光滑而弯曲,也有雕以龙首的,极具观赏性,已经超出了手杖的本义。但拄杖的人,并不看重这些,或者说,已无力看重这些了。

  父亲的手杖是一根竹子,得来也简单。门前的竹林里选一棵大拇指粗细的竹子,砍了,刮了节,用火把一头烤热,门槛缝里弄弯了,就成了。父亲病得早,这根竹杖伴他快十年了。汗渍浸润,红润的颜色仿佛一层包浆。

  时间的鞭子在后面赶着,他蹒跚着拄杖往暮年里越走越远,我们远远地看着,都无能为力。

  在记忆里,父亲年轻时,有一双快腿脚。有一年的一个夜晚,雨点儿刀一样往下泼,闪电照得门外一阵阵惨白。床头上墙洞里油灯昏黄,为了省油,灯芯掐得很短,远处看去,微小又庞然。突然,我和弟弟叫了起来,我们的鞋子漂起来了,地上一片汪洋,房子后面传来隐隐的垮塌声。

  “发水了!”父亲“嗷”的一声,蹿了出去。那一夜,我们再也没睡,那一夜,父亲把洪水逼向了别处。

  家乡峡河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通了泥土公路,在此之前,公粮购粮上缴,日用百货土产物资转输,需要劳力来挑,人称挑脚。峡河至丹凤县城一百一十里,父亲是生产队的主要挑脚人。

  一担百余斤,放下和起肩十分费力,一种叫杵的东西发挥出巨大作用。杵长短齐肩,上面是形如马蹄的一个木托,正好放置负重的扁担,使腰身免于大幅度起落。父亲每次回来,精疲力竭中,杵杆正好做了扶路的手杖。

  一个人,歪歪斜斜地扶着木犁前行,犁是他的利器,又是他的扶杖。潮湿的泥土冒着热气,气浪升腾复飘散。天地苍茫,季节漫草荒烟。这是多少年来,我记忆最深的图景。我曾在一首诗里写道:

  去年9月,我从新疆回来,一身风尘和疲惫。未进家门,远远地看见父亲在门前的小路上,蹒跚着,用竹杖把树叶一点点地归拢。一头白发如银似雪。

  或许,他计算着儿子要回来了,清理了枯枝败草,让荒败的家门干净有生气一些,让儿子的心对日益凋落的家门多一点儿留恋与归意;或许,觉得自己老了,该做点儿事情,“八十老人砍黄蒿,一日不死要柴烧”啊。

  2015年4月,我从西安交大附院做完手术,戴着颈托,苍白而羸弱。一天早晨,睡眼蒙眬中,我感到一个人站在了我的床边。

  他的手向我伸过来,颤颤巍巍,他想摸一摸他风吹雨打的孩子,摸一摸孩子风吹雨打的伤口,摸摸孩子身体里比自己还厚的经年不化的雪……我知道是父亲,但终于没有睁开眼睛。我怕看到什么。

  那是一个初秋,我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的一个早上,峡河的大雾从河谷漫上来,它们在山腰或山巅与天空铺排下来的水汽短兵相接或握手言欢。

  峡河两岸展现出我十八年后在一部电视剧里看到的所有美妙景象。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住在仙境里,反倒心生害怕。

  父亲从大雾里钻出来,手上提了一棵小树。我虽然才上小学,已经能辨别出那是一株桃树。桃树有一股淡淡的、苦涩的气味,这气味在树被挖倒和砍倒露出伤口时会不停弥散。那个早上,淡淡的苦涩的气味像一条尾巴,长在父亲身后。

  后来母亲腌制一种小菜,里面用到许多桃仁。我砸开桃核偷偷尝了一口,发现它就是桃树的味道,它和那个早上父亲身上的气味一模一样。

  父亲那时还年轻,对于熟而又亲的人,我们总是疏于记忆。父亲那个早上留给我的印象是他一生里印象不多的一个。他穿着白粗布褂子,那是奶奶的手艺。褂子一只袖子长,一只袖子短,短的原因据说是奶奶的纺车纺完了家里的所有棉花,连借也借不到了。她从山上采了一篓子野棉花,可怎么纺也不成线。父亲把那只长的袖子卷起来,使它和那只短袖子一样长。

  没有人知道,在全村人睡觉时父亲跑了七十里山路,他从邻省一个叫官坡的地方挖回了一棵桃树苗子。桃树苗子的主人叫赵老二,他是爷爷的朋友。

  这棵桃树苗子的品种叫五月桃,1978年,峡河还没有五月桃,只有八月桃。八月桃其实是一种野桃,土肥的地方长得大些,贫瘠的地方长得简直不叫桃,咬一口,涩而又酸,熟透了倒是不酸了,有一股苦味。

  父亲把小桃树栽在门前的自留地里,就像那时所有人属于集体一样,所有的土地都属于集体,除了每人一分菜地。没有哪一棵树比小桃树长得更慢,也没有哪一棵比它长得更快。两年后,小桃树开花了,结出了青涩的桃。

  桃子慢慢长大,白得像馒头,当顶上有一点红,那红色随着桃长大而加深,最后,变得像一滴血,洇开在果肉里。

  第一茬桃共结了八个,它们一天天长大,开始时躲在叶子里,慢慢地,叶子就遮不住了。它们裸露在了枝头上,这就招来了许多好奇的鸟,先是麻雀,后来喜鹊、乌鸦也来,还有一种红嘴鸟,个头比喜鹊小,却特别凶。

  家里有一支鸟铳,一人多高,枪管异常细,有一回,我把指头塞进枪口里,被吸住了,怎么也拔不出来。父亲给枪膛里装上一撮盐粒和火药,枪口插一根长长的苇草。他把枪挂在树枝上,桃树还小,有些背不动,吹过一阵风,几乎要跌倒。苇草白白的穗子飘啊飘。

  有一天早上,父亲对着桃树开了一枪,枪这时候已经对鸟们造不成恐吓作用了。一阵蓝烟散尽,鸟飞得无影无踪,树上的桃剩下了七个。

  据说,这是一种不祥的鸟,谁也没有见过它。麦子们先从坡底黄起,一晌晌往坡顶黄,这个过程又慢又急。早晨上学去,看见那黄色在门前,放学回来,看见它到了屋后,看见它在走,雾一样四散弥漫,想伸手把它拉住,又怎么也拉不住。

  余社长带着几个人下乡指导夏收工作来了,他们先是让队长带着沿地边走了一圈,走一阵,指手画脚一阵。五月的天真热,热得所有人大汗淋漓。余社长穿一件白衬衫,像一只白公鸡站在乌鸡群里。他们走渴了,要喝水,他们走到了我家桃树下,他们没有喝水,离开时,树上就变得空荡荡了。

  几天后,余社长让队长捎话来,要求把桃树移走,移到公社大院里去。父亲像傻子一样死活不答应。他给桃树又松了一遍土,浇了一桶大粪,虽然这一年再没有桃可吃。桃树目前还是孩子,他坚信它一定会成长成一个大小伙子,像他儿子中的一个。

  五道河到七里沟二十公里,万丈悬崖不通公路,这一年夏收后,县里决定把它打通。这一段位置属于另一个公社,离峡河五十公里,虽然五道河最后和峡河流到了一起,成为丹江的一部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地方。

  那时候,所有的乡村公路都是群众会战的形式打通的,大家背着粮食,带着干活儿的家什,这一场没有干完,又干另一场。那时候村里的一些好劳力像鸟一样,今天飞到东,明天飞到西。

  余社长给队长下了命令,派父亲去出这场公差。若干年后,我听村里另一位老人讲过五道河的劳动场景:人们把绳子绑在腰上,从崖顶上垂挂下来,一个人稳钎,一个人甩锤,一天只能凿出一尺深的孔。凿够了尺寸的孔填上炸药,一声声巨响后,石块麻雀一样漫天飞舞。

  有一天夜里,父亲突然回来了,因为背去的面粉和玉米糁吃完了,他向指挥部请了假,回来背粮。他背回来了一包炸药,这是一包真正的炸药,一节一节的,像实心的竹筒。

  父亲说爆破力非常高。那时候炸药并不是稀罕物,但这样的炸药还是第一次见。二十年后,我到了矿山,使用了无数的这样的炸药,知道了它叫二号岩石铵梯炸药,效力惊人肥力也惊人。

  父亲把它们剥开,挖一圈沟撒在桃树根部,再浇上水,炸药很快融化,溶入土里。我打着一根小火把,看着他干。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肥料,要不了多久,桃树就会蹿高一尺。第二天,背着粮食,父亲又上工地了。

  赵老二是爷爷的好朋友,我见到他时,他已八十岁,头发、胡子没有一根黑的,他是一个聋子。他会自制一种毒药,专药狡猾的狐狸。官坡的狐狸被他药死完了,他就年年来峡河药狐狸,晚上就和爷爷睡。他来了并不白吃,会带一斗麦子,河南的麦子真壮,像豆粒一样饱满,磨过后,没有麸皮。

  赵老二家的五月桃树也死了,移到公社院里的桃树到底也没有栽活。从此,再也没有了这种五月桃树。桃树本来就是短命的树种,不知更迭过多少品种。遗憾的是,我再也没有可能吃到雪白馒头似的五月桃了。

  后来,父亲在桃树坑里栽了一棵梨树。现在,梨树年年还在开花,只是已经不再结果。昨天离家时,我又看见它空开了一树繁花。

  早晨还没起床,我就被一阵电话铃声叫醒,是岳母打来的。本来就有脑萎缩问题的岳母口齿更加不清楚,听了半天,内容是:你爸不行了,老病犯了,快来。爱人在另一个房间,听到了电话里的对话,隔着墙说:“你起来把屋子收拾干净,大正月天,万一有亲戚来,不好看,我先去,你随后上来。”

  女婿半个儿,这时候,我怎能耽搁?摩托车已经放置两年没骑过了,外表虽然被爱人擦得锃光瓦亮,化油器和电瓶已经报废,发动了一阵徒劳无功,好在路不是很远,只有步行。

  岳父一直有严重的肺栓塞病,抽了一辈子烟,又在粉尘肆虐的矿山开了几年矿,落下这病一点儿也不奇怪。在百度上查了资料,这个病的解释令人沮丧:

  体循环的各种栓子脱落阻塞肺动脉及其分支引起肺循环障碍的临床病理生理综合征(PE)。最常见的肺栓子为血栓,由血栓引起的肺栓塞也称肺血栓栓塞。患者突然发生不明原因的虚脱、面色苍白、出冷汗、呼吸困难、胸痛、咳嗽等,并有脑缺氧症状,如极度焦虑不安、倦怠、恶心、抽搐和昏迷……

  2017年冬天,我在西南小城一家企业打工,岳父的病第一次严重发作。在此前他已经病病恹恹了好多年,但还没有到威胁生命的程度,一边吃着药,一边干着他的手工竹器活。

  那一天正在开会,爱人发来信息:卡上没有一分钱了,医院催缴。通了电话,才知道具体情况,人已上了呼吸机,进了重症室,每天以六千元的费用狂飙。随即我转去了卡上所有的钱。

  五天后,出院了。不是痊愈,只是减轻,实在是经济上已无力支撑。还好,接下来两年无事。从院里稀拉的刨屑看,岳父家的这个年过得异常萧条、清苦。

  岳父闭着眼睛,人异常瘦弱,一声接一声地发出呻吟。显然身体上的病痛已到了无力忍受的地步。桌子上是两瓶速效救心丸、一盒阿莫西林,还有一支注射器,刚注射过什么药物。在村子里,几乎人人都是半个医生,不但能自己开药,几乎人人都会打针。关于这方面的故事能讲出一本大书来。

  原本就是一家六神无主的庄稼人,这会儿就更加没有办法。严密疫情防控下,医院能不能收治,道路能不能通行,人能不能坚持到医院,种种,种种,都是未知数。

  首先给湖南的一位医生朋友打电话,详细描述了病人情况,如果去不了医院,用什么药物,怎么自救?这位朋友正在上班,他那里是重疫区,从电话里可以听到人声嘈杂。他说:我一天一夜没回家了,不敢回家,在椅子上暂时休息呢。

  这情况,最好送医院,实在去不了的话,有氨茶碱、激素、抗生素、氨溴索这些吗?自己能吊针药吗?但自己操作风险很大。给村医打电话,对方说这些药都没有,只有普通感冒药。已经猜到他没有,也没抱多大希望。

  这些年农村农合医保,大小医院药物都是上面配送的,自己没有权力采购、销售,村级卫生院配备什么药,镇卫生院配备什么药,都规定得死死的。谁违反了就是罚款。很少有病人敢把病交给没药的它们,这也是大医院这些年日益人满为患的原因所在。

  给镇上私人诊所打电话,还好这些药物都有。但有一条,自己承担风险。私人诊所有自由,但风险性也大,出了事儿自己兜,多年的经验让他们异常小心。

  出村公路已经封死了半个多月,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开始时,用土堆堵得死死的,后来上面不允许这么做,就扒开了土堆,加了一条铁链,上了锁。本村人只能出不能进,外村人不论什么情况只能到此返回。诊所把药送到卡点,家里再骑车接住。曲曲折折,药终于回来了。

  用了药,岳父呼吸稍稍缓解。岳母冲了一个蛋花,加了白糖,搅匀了,一口一口喂下去。

  一家人安静下来,开始做晚饭。雪终于停了下来,西天的落日又大又红,在山尖半沉不去,它明亮的反光异常澄澈,明天一准是个好天气。

  回了家,吃了饭,刚睡下去,爱人又来了电话,这次比中午还严重,必须去医院。穿了衣服,再一次往岳父家赶。我清楚,这种病,再怎么扛都是没用的,不会有奇迹出现。再扛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但去医院,眼下的情况谈何容易!

  打了120,县医院接了,说路太远,路上都是雪,病人情况风险大,要求家人送一程到中途碰面,这样节省时间,把风险也降到最低。的确,从村子到县医院七十公里,其间要翻两座大山。

  从村里到乡村水泥公路是三公里土路,曲曲盘盘,只通小型三轮车,这是第一道难题。这些年,乡村年轻人都出去了,三轮车越来越少,因为有车也没活儿干,能卖的都卖掉了。电话找了一圈,没有一个人接活儿。那就架子车转下山去,正好,岳父家有一辆拉土用的架子车,只是车厢早散了架。

  紧接着的另一个问题是用什么车把病人往县城里送。即使是120急救车快一点儿,至少从村里出发也要送三四十里才能相遇。村里面包车也有,平时村里谁家有事也是包车的,但眼下是出村不能回村,不说被外面感染的风险,车和人滞留在外面,这损失谁来承担?据官方发布的消息,县城已查出三例感染确诊者。

  更重要的是,病人出村,需要村卫生院开转诊单,卡点才能放行。电话再打到卫生所,村医说,乡里乡亲的,不是问题,并给充好了路上需用的氧气袋。

  120车突然打来电话,说路上冰厚,过不来。如果你们自己能想办法送过来,急诊室随时有人。

  村子距镇十五公里,有一座岭——三条岭,盘山公路占据了两地距离的一半。岭上光秃秃的,一年一年这里成为政府定点的植树造林项目基地,一年年植树造林,一年年照旧。

  倒是这些年,没有植树造林了,山上的树铺排了起来。到了春天,漫山的连翘花开成了金子,而秋天,漫山摘连翘的女人比麻雀都稠。

  三条岭的左面和右面各有一个疫情卡点。岭两边的人家不是亲戚也是熟人,从年关至今,因为这两个卡点,断了来往。

  镇卫生院仅有的一台救护车过年时撞车了,镇上没有修车店,县城去不了,一直停着。卫生院说,让这边的人来院里拿接病人证明到你们村的卡点上接人,你们负责把人送到你村的卡点上。

  已经晚十点,村里所有人都睡了,农村人有早睡的习惯,家家拉灭了灯。没有睡的是外面回来的年轻人,手机屏幕的光在窗户上一闪一闪。这个时候,有多少窗户闪着微光,就有多少回来的年轻人。而当这些微光消失时,就是他们踏上了异地之途。

  我弟弟有一辆三轮车,都忘了有多少年头了。天冷,特别难发动,用热水烫、用火烤,终于发动起来了。他没有驾照,但原来在矿山开过许多年三轮车,拉出的矿石提炼出来能打一尊金佛。技术没的说,就是不敢上公路。他有矽肺病,别的体力活干不了,平时在村里给人拉土、拉柴,挣点儿零花钱。

  出了下山的土路是水泥公路。沿途都关门闭户,月亮照着家家门上的春联。从春联的内容可以猜见主人一家新年的愿景,有的求财,有的求平安。那绿联的,是家里有人过世了,人死三年,不能用红联,那是不敬。

  那边的车早在卡点上等着。两个年轻人,戴着口罩。我们一辆三轮车的人都没有口罩戴,村里根本没有卖的。两相比较,我们有些慌乱,好在都是熟人,他们也不计较。爱人和妻哥随车陪护去了,其余人原车返回。

  大家一路上都在讨论,如果病人是新冠肺炎,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被隔离,甚至被带走,而隔离医院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今天早上接到爱人电话,岳父已经能喝一点儿稀饭了。至少,暂时不用转院了,转院,在眼下情势下,除了经济上的压力,仅过程都是一个复杂冗繁得让人绝望的周折。岳父病情的发展仍然是未知数,但愿他能过了这一关,也希望疫情能尽快过去,所有人都耽搁不起了。

  今天,我和儿子计划把土豆种下地去。家里的一亩多坡地,一半退耕还林,剩下的一半早已不再种小麦玉米这些主粮。如果还种着小麦,那绿乎乎的麦苗这时也该有一拃高了。

  儿子挑着粪担的样子,老到又稚嫩,一半像我青年时的模样,一半不像,那是他自己的样子。

  有一年,我忘了具体是哪一年了,季节却记得很清晰,是6月末:山上的树木都绿疯了,枝头已经无力承受它的激情,那绿汁,仿佛随时要挣脱枝干,喷涌出来;蝉们趴在树缝里,一声一声地叫,把夏天的分量加重到了极致。

  村里人疯了一样上山寻找杜仲树,剥它的皮、挖它的根。因为杜仲皮的价格疯了,河南和湖北来的小商贩收购到了每斤五十元,还不是干透的。市场如战场,已没有时间等待皮子们干透。

  峡河这地方并不是杜仲树生长的理想地,山寒、土贫,雨水也不匀,很少见到杜仲树的影子。但没办法,小贩们沿着伏牛山蝗虫一样吃上来,树该剥的都剥了,根该挖的都挖了,没地方下手了,轮也轮到峡河的杜仲们了。大伙儿整天整天地上山寻找,一棵也不放过,连指头粗的也连根拔起。

  张玉山家门前有一棵杜仲,是母树,年年都会结一树籽,落下来,在地上发芽,长出一棵棵小苗子。杜仲皮一直不值钱,也没人把它当回事,为不影响大树成材,清理地坎时,随手把它们割了,做了柴薪。

  张玉山两口子指望着将来用它做棺材板儿呢。那树也争气,长到了一个人合抱粗,树干竹子一样往上蹿,两丈之下没有一根枝丫。村里人都说,从没见过这么懂事的杜仲树。

  那一年,乡下还没电话,更别说手机了,开始时是写信,后来是有人亲自上门找张玉山商量要买下这棵树。一拨一拨的人来,价钱从三百出到了三千,后来变成了半夜敲门,再变成窗户上被人扔石头,台阶上泼鸡血,早晨起来开门,门缝里塞了字条。张玉山感到受到了莫大威胁,不是自己的命,是杜仲树的命,说不定哪天早晨推开门,那树的命就没了。

  张玉山首先想到的是给杜仲树扎篱笆,山上砍来了棠梨刺,棠梨刺是峡河两岸山上所有树木里最难惹的刺,根根有一寸多长,风刮过来,都要刺出洞来。杜仲树被棠梨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像一座堡垒。

  有一天早晨起来,张玉山发现堡垒被人撕开了一道口子,地上十几道摩托车辙,幸好,树还在,也许是贼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对树下手。张玉山觉得棠梨刺也不可靠了,得在树下搭棚子住人才行。棚子很快搭起来,竹竿做架,塑料布蒙顶。张玉山和老伴轮流着睡在树下。从此,再没人敢光顾杜仲树了。

  那天快中午了,张玉山从后坡锄玉米地回来,门关着,还是早晨出门时虚掩的样子,家里冷锅冰灶的,死老婆子去哪里了?张玉山找到棚子里,老伴还躺在被窝里,睁着眼,说不出话,起不来床。夜潮太重,这女人中风了。张玉山扶她穿衣时,顺带把被子拧了一把,水浸了一样湿。杜仲树后来到底做了棺材板了,但没有入土,张玉山的老伴至今还在,拄着杖,还能出来晒晒太阳。

  暑热渐渐弱下来了,但杜仲皮热一点儿也没减下来。乡政府急了眼,在公路上设了路障,贴了告示,谁再私贩杜仲皮要法办,由政府统一收购。到了晚上,公路上、小道上,到处是巡逻的民兵和手电筒的光。

  来生发现那棵老杜仲树的地方叫大石壕。来生在山上找了快一个月了,连一根毛也没找到,村里人找魂似的,把沟沟梁梁都找遍了,有人找到了一棵,有人找到了两棵,大部分人一无所获。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个下午,太阳离西山还有丈把高,金光从西天打过来,给峡河镀了一层铂。来生刚翻过大石梁就发现了那棵老杜仲树,它好像在那里专门等着来生到来。

  正是树木汁水最旺的季节,来生几乎没用什么力气,就把杜仲树皮全剥下来了。这树也不知道长了多少年了,下半截树干的皮有筷子厚,皮里的白丝结实得撕都撕不断。

  来生掂了掂,有一百斤皮。多大的树,多大的根,来生算了一下,把根挖出来,那皮也得有百十斤。可根都扎在石缝里了,得下死功夫。他连夜造炸药。

  二十年前,炸药就像家家户户的锄头、镰刀,是主要的生产工具。炸药这东西,不但容易造,也耐储存,如果时间放久了效力差了,放到热锅里,再炒一下就又如新的一样。各家有各家的配方,但原料主要还是那几种:一黄二硝三木炭。

  来生家里没有炸药了,翻遍了拐拐角角,只找到半袋硝铵,这是春上种玉米剩下的。来生的女人叫来芹,结婚十几年了,可那身材、那脸面,像才结婚的年岁。

  来生让来芹在院子里架大铁锅炒炸药,来芹说,麻烦那干啥,锅灶上现成的锅。来生骂了句:懒婆娘。又想起来,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锅。

  来生和来芹没有孩子,两人干柴烈火的,从不缺那事儿,可就是怀不上。来生在电视上看到西安有家医院,专治不孕症,他想有钱了,一定要带来芹去看看病。

  年前,家里的牛卖了,卖了两千元,给医院打电话,那是电视里广告下的电话号码,对方接了,态度好得没法说,最后对方告诉来生,钱差点儿,再凑两千就差不多了,我们先给你登个记。

  忙到半夜,他们终于炒好了一锅炸药。除了半袋硝铵,又用掉了来芹攒下的一袋洗衣粉,一筺木炭,那是来芹从灶洞里一块块用火钳夹出来,用水浇灭用作冬天烤火用的。

  临睡前,来生对来芹说,等把杜仲皮卖了,引你去西安。来芹有些害羞,脸红得更加好看,说,到时候钱有多余的,你也看看身子。

  石炮炸响的那一瞬,来生正蹲在石坎下点起一根烟。又挖又撬了大半天,实在太累了。石坎有些浅,来生只能把上半身缩在里面,腿脚只能留在外面,反正也没听说石头会拐弯。可偏偏一块石头就从天空上拐了弯,落在了来生的大腿根。

  这片林地是广钱家的自留山,原来长的都是橡子树、松树、白桦。尤其是白桦,最霸道,挤得别的树没立脚的地方。峡河这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没有白桦,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来多少年了。

  杜仲皮最值钱的第二年,广钱下了一趟湖北,在老河口一户人家买了一百斤杜仲籽,五十元一斤,装了一麻袋。广钱家有一只紫铜酒壶,是祖上传下来的,传了几代,广钱也不知道,反正到了广钱手上,就出了名,远远近近总有人出价要。

  广钱背着一家人,一下子卖了五千。他用这钱购了杜仲籽。那买酒壶的人也是个收藏迷,买卖双方商议,如果有一天卖方想反悔,可以加价赎回来。

  广钱把自留山上的树都砍了,那时候,发展经济林,国家也支持这个,一下子种上了杜仲籽。半年后,小苗儿从土里拱了出来,那个绿呀,真叫无边无涯。

  日月轮转,杜仲苗由两片叶长到了碗口粗,广钱由青年到壮年,两鬓染色,杜仲皮却再也没值过钱。

  虽然不值钱,可投入却从没停过。春施肥,夏打药,秋剪枝,冬翻土。广钱死活就不信,这么好的药材难道永远低价下去?总有一天,它会值钱的,那时候,自己所有的本钱就回来了,不只是成本回来,利也会成倍地回来。广钱至今都没告诉家人酒壶的去处,也没告诉他们杜仲籽钱的来路。

  这一天,是个晴天,秋天的晴天晴得与任何一个季节的晴天不一样,那明亮,能看几十里。猿岭上的通村班车,隔着四十里看着像一只虫子,爬过来,爬过去。

  广钱家杜仲树上有一只马蜂窝,明晃晃的秋光下,显得格外大,格外白。它圆圆的,光而滑,像只一个匠人用心做出来的木球。不知道有多重,它把树丫都压弯了。

  广钱想把它摘下来。广钱不是好事儿的人,他心疼自己的树。马蜂是有毒的,它们的毒把周围的杜仲树蜇死了好几棵。

  摘蜂窝的过程没有人知道,人们把广钱从沟里抬回家时,他的头上还趴着几十只蜂,那蜂有半寸长,利的牙、尖的尾,谁见谁怕。

  广钱是逃过了一劫,脑子却变傻了,吃着饭,有时会冷不丁儿地冒出一句:我的酒壶回来了。老婆和儿子看他,手里是一只白瓷茶壶,上面一朵牡丹,红里滴翠。

  峡河和秦岭沾着点儿亲,也和伏牛山靠着点儿近,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好生长的,唯有树。这些年,杜仲皮不值钱了,山上偏生满了杜仲树,有碗口粗的,有胳膊粗的,到了春天,那春芽嫩鲜得能杀人。

  人们采下来,猪却不吃,牛羊也懒得理,他们把它蒸熟了,晒干,泡茶喝,那茶水,明黄明黄的,喝多了,确有明目的效果。至于明了目,大家看见了什么,就不知道了。

  在峡河这地方,杜仲树不叫杜仲树,叫司命树,杜仲皮也不叫杜仲皮,叫司命皮。

  五天前骑摩托车回老家,在经过母亲现在住的房子时,她远远地看到了我,虽然眼力很差了,还是看清了我的头发,说了句:头发咋又白了。她的孩子中,我是头发最白的一个。孩子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很多生活是看不见的,只有头发永远明摆在头顶,隐无可隐。

  摩托车是这些年我与老家来往联系的重要工具,到今天,已经骑坏了两辆。我骑在摩托车上,想停下来,又没有停,随口回了句:正常的。母亲不会看见的是,这一刻我的脖子几乎僵死,它像一根彻底朽腐的木棍,随时会咔嚓一声折断。

  我现在骑的是一辆网上淘来的铃木王125,是2004年生产的,距今十六年了,早过了报废期。之所以淘来,是因为高品质的它能缩短两地间的骑乘时间,原来的钱江125要骑三个小时才能完成七十公里行程,现在这辆可以提前一小时,将长痛化为短痛。

  今天早上,岳父打来电话,问我写了没写。他说的是低保申请。岳父因为肺阻塞已经两年没有躺下睡觉了。他从年轻到老年都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这种品质在他相类的人里少之又少。

  我说我尽快写,他说了句“谢谢”。病痛可以让人像摘下身上某个器官一样摘下尊严,到了今天,我能深深懂得这种无奈。这一刻我特别惭愧和羞愧。

  前几天刷视频,刷到一条内容,有两个人是好朋友,一个骑三轮车拉客挣生活,一个练书法。练书法的穷得没地方住、没饭吃,他的字已经写得非常好了。骑三轮的把朋友把他接到自己家,一个照常骑三轮,一个安静练书法。到了八月十五,骑三轮的去买了二十元钱的猪头肉,这是他一天的收入。

  那天他肚子不好,从厕所出来,桌上的猪头肉只剩下了三四片。那一刻他突然泪奔,朋友问怎么了,他什么也没说。多年后的今天,他说那一阵是他一辈子最惭愧的一刻,他惭愧于从来只按照自己的生活标准,从来没想到过应该去买一次肉。今天,我的惭愧与他的,如此相异,又如此相同。

  天异常冷,冷得超过了往年的同期,我打开电火盆,又打开了平板电脑。今年特别忙碌,又特别无效,忙碌的是内心,无效的是文字,到今天,欠下了一大堆文字债。十平方米的房间一会儿就变得灼热起来,嗓子干疼,我把窗子打开了一半,一阵风灌进来,止不住猛烈地咳嗽起来。一口池塘,塘底扎满了芦根,风无力地把芦苇拔起,它惊动了芦根下的沙泥了。

  街上真干净,天空一碧如洗。这个小区据说是小县城最大的移民小区,入住的人不到十分之一,人们或出去打工,或在乡下,街道显得清冷。

  这是大部分移民城填的普遍情景。在早餐店,我要一碗胡辣汤和四个包子。食客们出出进进,急急匆匆,快过年了,没有一个闲人。汤很有味道,包子也没有偷工减料。感谢来自周口的河南夫妻,为小城人提供了如此廉价的吃食。

  这是今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秋雨,从9月中旬开始,稀里哗啦下了近一个月了。这里是真正的秦岭腹地,山是这里的主宰。按地理划分,属长江流域。山上的秋雾像一张毯子,从山顶一直蒙下来,到了山脚,“毯子”的边缘变得毛刺刺的。刺缝间,是一些村庄,村庄里有鸡鸣狗叫。

  9月,我入职了北京大爱清尘公益积金会。作为昔日同行,作为同病相怜者,也作为工作之需,我来看望一些人。冬天还早,但秋天已经很深了,有些地方秋冬是泾渭分明的,有些地方秋冬是含混的,彼此交错,比如海拔一千五百米的界河村。一些人早早地穿上了棉衣,一些人家烧起了柴火炉子。

  家家屋檐下码着高高的柴火堆子,它们尺许长,粗粗细细,新新旧旧,人们要用它度过漫长的冬天。这种柴火堆从天山一直铺到东北,占领了中国北方农家的屋檐,在生活和岁月烟尘里上演着重要内容。

  周师傅上金矿那年已经三十五了,在苦寒的山乡,三十五已经不年轻,但他开过十年面粉加工坊,对柴油机特别懂,工头死活把他拽去了。那时候,矿山很多开空气压缩机的师傅都是开拖拉机、面粉坊起步的。周师傅开的第一台空压机匹配的是六十匹马力的四缸柴油机,比起他曾开过十年的小马力,这是真正的巨无霸。

  第一年,从开工到年终,他始终没有回过家。工程终年不息,机器也必须二十四小时转动。机器旁有一架小床铺,周师傅日夜守在这里。机器喷出的浓烟,充满了整个小屋子,把他熏成了包公。

  每顿饭菜由厨房送过来,每次抓起馒头,上面都会留下黑黑的指痕,又被他吃下去。此后许多年里,随着大大小小的工队,周师傅走遍了北方。有时候在洞外开,有时候在洞内开。他说在甘蒙交界的马鬃山,在洞内待过三年。

  周师傅们是我无限熟悉的群体,工作上,我们曾经有过十六年交集。我与周师傅,或许见过,或许曾交肩而错,彼此早已相熟到骨头,两个多小时里,我们心有灵犀,有太多的话,太多的回忆。他现在是尘肺病三期,我知道,这个病没有四期。

  过了河,是一段上坡。雨暂时停下来了,看得出来,过一阵子它还会返身回来,因为雾还在,且浓得扯不烂。我没有记住这位患者的名字,后来我尽力回忆,好像姓戴,这是一个不多见的姓氏。他接近一米九,虽然憔悴,依然高大。他是我的同行,一位爆破工。

  他家房顶上有两片玻璃明瓦,一米见方。这在北方农家,我第一次见到。天光从瓦上打下来,放大、变幻,铺满了整个客厅,让空间变得明亮了许多。他坐在一张小木椅上,鼻孔上插着氧气管,天光让他的脸色更加惨白。小型的制氧机在身后发出吱吱声。

  他说他已经一年没有出过大门了,他想晒一晒太阳。他的爱人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碗水,准备给制氧机加水。按要求,制氧机只能加纯净水或矿泉水才有效果。她说,矿泉水一瓶只能用两天,要一块多钱。

  领路的小沈说,界河村现在有一百二十多个尘肺病人,三年前有一百五十人,三年里走了三十人。他也是尘肺三期,有一张娃娃脸。

  从镇安回商洛的大巴上,乘客不多,我一个人占了两个位子,索性就半躺下来。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累。一路上,窗外秦岭如染,我没有力气抬头。我想过无数事情,有些事情一闪而逝,有些事情慢镜头一样不断回放,我努力驱赶它,但没有用。

  我给爱人打电话,她说,你经历了太多,希望你不要再看到太多,看到的,有时候比经历的还要人命。

  3月、4月、5月,异常漫长,长得像一个梦,在这个梦里,我出出进进,忙忙碌碌,似乎做了很多事儿,其实什么也没做。其间受邀到南京和桂林做过两场诗歌分享活动,它让我知道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热爱着诗歌,而我,似乎离诗歌越来越远了。

  到了7月,我做了个长长的计划,我说的是农历。很多年前,就有一个念想,去看看风陵渡,看看黄河,看看横跨陕晋的钢铁大桥和两岸人烟。

  不仅是我个人青年以及中年里曾无数次从这儿北上,而且更重要的是,无数的青春从这里出发,又在这里消失,他们的命运在此被一条河拦腰斩断。风陵渡以及浩荡的河风充当了太多的见证者。

  我设计了两套方案,一个方案是骑摩托车,这样方便自由;另一个是坐大巴,丹凤客运站有发永济的大巴,打风陵渡经过,好处是省力。对于前者,考虑得异常周详:可以黄昏出发,从家到黄龙镇路段可以晚上骑行,天亮正好进入渭南,而茫茫渭塬,小小摩托车将如鱼入海,自由和安全都属于自己了。

  我想到了颈椎的承受能力,设计出了回程中可以戴着颈托,2015年从交大医院带回来的颈托还在。

  对于地理,对于地理上的烟火风物,它的前生后世,我有超于常人的兴趣,这奇怪的爱好自哪里来,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痴迷。我到过数不清的荒川与边野,无数汗水洒在隆隆炮声里,而目光与心事却落在了漠漠人烟与无边风物里。人有数不清的欲望,贫穷的富有,逼仄的开阔是另外一种。

  7月终于到了。一天早上,爱人突然打来电话:我已到了韩城塬上,正在摘花椒。这意味着我的计划泡汤了。今年,我们常常分居两地,我在县城,她在老家,多年的人各东西,彼此早已习惯了。

  这已经是爱人连续第三年去韩城塬上做椒客了,这是一个类似麦客性质的群体,不同点是季节与工作内容。麦客已经消失很久,椒客产生大约有十年历史。我曾写下一篇《韩城塬上的椒客》的标题,因为不熟悉她们的生活一直没有成篇。

  一天,爱人发来一些图片,她的十根指头缠满了胶布。她说这样可以防扎。她说手上扎了椒刺怎么也挑不出来,要是涂上煤油过几天刺儿就烂掉了,可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地里的玉米已经锄过三遍,爱人已经完成了今年土地的绝大部分任务。下一步,就是等待玉米成熟、收割,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我老家东行三十里就是河南地界,那儿有很多民间乐队,专为农村红白喜事服务。这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他们无师自通,吹拉弹唱,身怀十八般武艺,他们是今人,也是古人,总之,都是有故事的人。把门前的菜地锄过浇过一遍,骑上摩托车去看他们,其中有些人是我的朋友。

  这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人,走在了炎热的7月。这些年,乡村的白事总是比红事多。我赶到的时候,一支队伍正在上山,一百多人浩大的队伍,白压压一片。乐队吹的是《百鸟朝凤》。《百鸟朝凤》并不是喜乐,它的成分极其复杂,人间悲欣都在其中。上山路很陡峭,棺材沉重,乐借人势,人借乐势,悲怆而壮烈。人是自私的、个体的,只有这一刻变得浑然一体,像誓死的队伍扑向一座堡垒。

  二十年前,在秦岭腹地我看见过相似的情景,五十人往山顶抬一台空压机,巨大的机器不能拆卸,没有路,只有陡峭的岩石,人们赤着身,喊着苍凉的号子往山顶一寸寸挪动。在他们身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热泪盈眶。

  拉拉杂杂记下这些,它们只是这一年巨大生活的冰山一角。倘若你到人群里随便拉住一个人,他都会感叹这一年是何等不同寻常,何等漫长而艰辛。这一年,许多人、许多事,都发生了深切的变故,电影一样的剧情之后,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往日。命运无常,生活具体,它无时无刻不在提示你活着的疼痛与质感。

  那些年在矿山,那时候年轻,头发长得特别快,出门前,第一件事儿就是理发,回到家第一件事儿也是理发。老家没有理发店,去镇上既花钱又费时间,还特别远。有一天,我翻出一把剪刀扔给爱人:“给我把头发剪了。”

  剪刀是她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之一,原是用来裁剪衣服的,也修手脚指甲,七八寸长,好久不用依然锃亮,威猛得很。爱人颤颤巍巍地拿起来,在我脑袋上试着耕作。在此之前,她连羊毛也没剪过,哪里接过这么重大的任务。

  十年磨一剑,慢慢地,如今她已练出了手艺。除了给我剪头,也给邻居剪头。有几回要去重要点儿的场合,顶着爱人理出的发型,竟平添了几分底气。

  我曾观察过全国各地人群的头形,发现形状各异,各地有各地的形状特点。要说好看,当数东北人,那是真正的砖型;要说难看,就是秦人,连我们自己也谓之红薯头,一颗中间粗两头尖的红薯,不好看,也不好理。人类的科学还远远不足以解释人类自身现象,许多物状的形成,一定有特殊的密码。

  十四五岁时,有一回去山上砍柴,一根干树枝从树顶断了,落下来,砸在我头顶上。树对加身的刀斧没有办法,也算找准了复仇的对象。我没有被砸死,却把头顶砸出了一个坑,皮骨分离,从此那鸡蛋大一片,再没长出过好头发,像一片庄稼被谁打了百草枯,又像遭了火灾的现场。爱人剪刀到了这儿,总要怔一下,我能感觉到剪刀在那儿的犹豫。

  四十岁前,我好像从来没有过洗头膏的概念,从少年到中年,一直使用的是洗衣粉。矿山环境里,头发特别容易脏,机器开动起来,粉尘弥漫,工友之间,不敢张口说话,只靠头灯和手势交流。地热凶猛,我们在塑料安全帽周围用铁丝烙出一圈孔,用以散热透气,自然,粉尘们也乘虚而入。

  一班下来,要洗三盆水,用半包洗衣粉。那会儿的洗衣粉特别能去污,一把洗衣粉揉在头皮上,像泼上了一摊火,烧得慌,但清过水后,清香弥漫,头发光溜又茁壮,人也因而精神。

  有一年,在灵宝阳平,我们接了个千米巷道掘进的工程,这也是职业生涯到此接到的最大工程,大家欢天喜地。工程干到一半,老板没钱了,工人们穷得烟也抽不起,我们开始卖用秃了的废钻头。那时候,矿山到处是收旧物的女人。

  我们那片儿,被一个女人包了,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身世怎样。她背着两个包,上山时,里面是袜子、香烟和小吃。她从沟口开始,一个工棚一个工棚地过,再下来时,已经满满两包矿山物件。她还年轻,不卑不亢,俨然一个公主。有一天,我卖给她三颗钻头,给了我十五元。

  那会儿我刚洗过头,头发湿漉漉的,她看了看我,说:“兄弟,你在矿山,实在是糟蹋了,还是干点儿别的吧!”半个月后,矿山暴雨发大水,大水从山顶漫下来,席卷了整条峪。她永远埋身在了矿渣里。没有人会记得一个自食自力的女人,也没人记得一个人消散在千米巷道的青春。

  头发难理,难在扬长避短。既要有模样,又要遮去岁月的痕迹,给生活和生命世界添一丝生气与勇气。这就像一棵树到了冬天,却要开出花叶来。现在爱人给理发时,就特别慢。她站在我的身后,一站半个小时,我有颈椎病,她也有,我可以在椅背上靠一下,她却不能。

  我知道,她的犹豫是对自信的犹豫,也是对眼前世界的犹豫。对于强大的生活,对于这个看不见尽头的世界,没有哪个女人真正自信过。

  在理发时,爱人习惯停下来,一根一根拔去我头上的白头,这个过程小心而认真。从十年前开始,我一直有熬夜的习惯,经常熬到十二点多,熬夜的结果是两鬓白得非常快,在同龄中,我是白发最多的一个。我虽然反对爱人这个习惯,但确实从中获得了某种安宁,一个远行的人返身回家的感觉。这些年,她也有了白发,仿佛它们具有传染性。

  今天是腊月十九,农历庚子年只剩下十一天了。中午吃过饭,天暖和得像三月阳春,门前的山茱萸结出了嫩黄的骨朵。爱人说:“给你理理发吧!”她翻出剪刀,罩上门帘,在我头上细细剪下去。农村的说法,正月不理头,理头死娘舅。我早已没了娘舅,主要是,她有了难得的半日闲。

  她个头低,一米五多,瘦小,九十多斤。她努力踮起脚,打理我的头顶。剪刀在轻轻游走,我感到铁的凉意,铁的凉意后面是手的温度。这双手,抓住过许多东西,又差不多都放走了,只剩下粗糙的皮质层。

  2019年1月30日,即农历腊月二十五,贵州省绥阳县这座黔北小城,已经有了浓浓的新年气象。

  早晨起来时,十二背后旅游区所在地温泉镇双河村天还没亮,远山的峰峦和山脚的双河客栈笼罩着重重的雾气,雾气偶尔被吹开的地方,依稀望见青山苍翠。一夜小雨,水泥地上一摊一摊地汪着水渍,倒映着乌瓦木格的建筑群和彻夜未熄的灯火。

  客栈前台的姑娘还没有上班,但门开着,这是客栈服务的一贯风格,方便客人进出和求助。我把房卡放在了桌上的电脑键盘上,带上门,匆匆赶往村里的客车点。昨晚已经沟通过了,第一趟回县城的班车六点半发车,先到先上,满员即走。

  我将乘坐的由遵义至重庆西再倒车中转西安的火车晚上八点发车,按说时间还十分充裕,但眼下是回乡客流高峰期,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昨天下来参加景区春节活动就在路上堵了三小时。更何况,火车票一票难求,手里的票还是半月前网上抢的,错过了,连改签的机会都没有了。

  绥阳—遵义—重庆西—西安—丹凤—峡河,这是我此次回家过春节的路线图,与往期不同的是增加了重庆西的转车。不知道什么原因,往日遵义直达西安的车次停运了。

  在遵义打工提前几天回家的表哥听说我也将转车,急得在电话里直叫,他与我的乘车路线基本相同,从重庆西转车重庆北,打车花了一百多,差几分钟上不了火车。我告诉他,我比较幸运,这次是同站转乘。

  要提及的一点是,从2017年1月,我结束了四海为家的矿山打工生活,开始了在贵州绥阳县这家新开发的旅游区营销中心的文案工作。多少年打工生涯里,回乡的节点和事由各不相同,但归心似箭的急迫心情永远是一样的。

  从绥阳至遵义的国道上,返乡的车流急急撞撞,像一阵阵波浪奔涌。从车牌看,它们来自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不同省区的不同地区。

  邻座的当地青年说,这些都是成功的年轻人,他们在外面挣到了钱,有了事业,车是他们的回乡工具,更是身份颜面,只有那些混得不如意的人才乘汽车乘火车,乘飞机和高铁的,多数也不如这些自驾的有出息。我看到有一些车已经面目全非——由于急迫或路况不熟,它们撞车了。

  车窗外的细雨一路沥沥不断,两边的田地里,油菜、白菜、小葱碧绿如茵。这是南方人最值得让人羡慕的地方,一年四季绿菜不断。

  不得不承认,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大力投入,十万大山的贵州早已不复往日模样。城市的规模与灯红窗碧自不必说,路途的农舍建筑一律是别墅式的了,虽然样式千差万别,格调不一,但面积都很阔绰。

  偶尔几幢古旧的木板式黔北民居风格的老房子夹杂其间,作用似乎只在用以唤醒人们对这片土地过去的记忆与想象。

  我弄不清遵义高铁新城在遵义市的哪个方向,好在客车站与火车站只相距了二百米的距离,一会儿就到了,也好在我只背了一个简单的行李包。电话里家里年货已买齐,我不用再劳神费力,只负责吃就行了。

  候车室人潮如海,一部分人抢了座位,一部分人只能站着或坐在随身的行李箱上。车站的座椅从来没有够用过。

  车站是一个回归和出发的地方,车票如一件信物或暗号,人们用它与下一个人或故事接头。年关的时刻,似乎每个人背负的接头任务都格外沉重。

  刘鑫是陕西安康人,算是我同省不同地区的老乡。陕西人习惯把老乡称作乡党,我至今弄不清“乡党”一词的由来和确切含义,党者,即同党、同志,党同伐异,大概是比老乡更亲近可靠的一层意思。乡党,是陕西人称呼老乡的专用词,别的省份没见用过。

  刘鑫告诉我他三十五,看着三十不到,显年轻。安康是陕西的南国,鱼米之乡,水土养人,岁月的风尘在环境和人面前就变得迟滞一些。他在贵阳打工,在一家酒吧做调酒师。2018年6月入职。此前,在广东、江苏都混过。

  遵义至重庆西,车程近三小时,他讲了一路,也许是服务工作的长久熏陶,他特别能说话,从他的家庭一直讲到工作以及将来。

  刘鑫只读到高二就辍学了,以他的成绩原本是可以上大学的,但高二那年,家里出了变故,故事的开头是喜剧,后来变成了悲剧。那一年,刘鑫家的房子被拆迁了,修高速公路,国家一下补偿了三十万。十八年前,三十万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是一个天文数。